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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客电竞官方网站2023年6月9日,摄影师刘香成的回顾展“镜头·时代·人”将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开幕。在展览开篇的介绍文里,香港M+的高级策展人皮力将刘香成描绘为绕不开的四位“构建20世纪中国在海外形象”的摄影师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三位著名的玛格南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马克·吕布(Marc Riboud)以及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展览以这样的定位于上述三位与中国相遇的大师,刘香成也是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久的第四位摄影师,他和他的摄影更广泛和更深入到中国的各个层面,本次回顾展概述了他职业生涯里的重要成就。回到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周刊的委托来到中国,这位生于香港,长在福州、香港与美国的青年,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影响全中国人民的巨变,但他并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中国或是外国摄影师那样,跟随领袖拍摄,或是以宣传画的形式拍摄群众运动,而是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并试图从日常生活进入,拍下他认为将会成为记录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影像。
“刘香成往往从细微处着手,以小见大地以他独到的眼光,从捕捉到的历史的精彩瞬间,来展示当代中国的曲折历程与今日辉煌。”复旦大学教授、摄影评论家顾铮这样形容刘香成的摄影特点。与此同时,刘香成不同寻常的经历也让他的摄影显得独特。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比外国观察者更能够感知到中国日常文化的细微差别”,这与他“在西方所受到的教育提供的知识框架”一起,使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转型时期的历史意义。
展览现场,观众将会看到了坐在公园长凳上的青年男女,他们双脚扣在一起,羞涩戒备的眼神里透出的情感表达;三个戴着墨镜穿仿军服的青年和墨镜里反射出的景象;新潮发廊里烫发的女子……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刘香成的标志性作品。但回顾展并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四十多年前的时代”,它在空间和时间上皆有延展,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人的摄影人生。
本次展览同时展出刘香成被派往印度和苏联时,记录下的最具时代标志性的影像,其中包括那张使刘香成登上普利策最高领奖台的戈尔巴乔夫(M. Gorbachev)在宣布苏联解体时将讲稿合在桌上的瞬间。而关于中国,尽管那些经典照片在几十年里广为流传,但刘香成从没有停止他的观察。从1980年大连理工学院像前滑旱冰的人,到2021年演员杨彩钰在上海北外滩兜风时身后略过的风景是东方明珠的时候,“从普通人,到市场经济时代的新贵和精英,在刘香成的镜头下,他们从来不是历史的消极的承受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皮力在与展览同时推出的书《刘香成:镜头·时代·人》的序言里写道。展览开幕前,初夏的上海还不算炎热,一个早上,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刘香成,在一家面包烘焙店的室外,他点了杯咖啡坐下,有一种满足感被咖啡和面包香气包裹起来。即将年满72岁的他神采奕奕,语速缓慢,甚至有点迟缓,面对问题时,刘香成的回答常常很直接地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一点与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性格不一样,而在碰到更适合用英语表达的时候,他有时还不免提醒:“这个词我不知道中文里怎么翻译,得想一想。”
澎湃新闻:浦东美术馆的回顾展即将开幕,这是您的第一个大型回顾展,作为回顾展来说,请您回忆一下您的一些重要照片。您觉得最重要的照片是获得普利策奖的那张吗?
刘香成:展览展出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照片,还有国际的。我不觉得有一张所谓最重要的照片。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会有最重要的照片这种理念?看一个人的作品应该看他的整体,对吧。我1976年来到中国,到今天已经将近47年时间了,我在中国和俄罗斯拍的作品,显然是20世纪里最重要的一些事情。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拥有这么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情况, 中国的和平崛起,面对这么大的故事,不可能用一张图片来代表。所以看问题的时候,要看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不是盯着一张图看。如果你看布列松的话,你也不会说,哪一张是最决定性的瞬间,而是他的那种持续的拍法,HCB(Henry Cartier-Bresson)是这种报道的理念组成的。
STEIDL 给我出过一本厚厚的书,它也不会说因为刘香成你拍的特别的一张就给你出一本书。回顾展中有187张照片,所以,我觉得要看一个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关注故事,你能看到树,但一定也要看到树林。
刘香成:我首先是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这个身份来到中国。所有《时代周刊》的摄影师,从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到大卫·伯耐特(David Burnett),他们其实都用彩色反转片,那个年代所有杂志都需要反转片,因为它的印刷质量最高,颜色最纯。所以我到了中国,我在有拍摄任务的时候也会拍彩色反转片。我拍黑白胶片是因为同时也要给供稿,直到1982年我加入,那时已经是彩色负片的年代了。所以展览里你看到早期的中国,除了黑白也有彩色。
澎湃新闻:您的照片里,对人的关注一直在延续。有一些普通人的面孔,也有一些公众比较熟悉的面孔,像一些艺术家、演艺明星等等,我们从人的面孔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你对人的关注是怎样来的?
刘香成:对人的关注是有几个层面的影响。西方这一套对人的关注基本上可以推回到圣经之前,圣经就是讲人的故事,然后欧洲的发展,文艺复兴,到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都是回到人身上,它其实是宗教的一个延伸,因为他们哲学里就是在探讨人与上帝的关系。
中国的哲学里更有很多,它比圣经还要早就在关注人。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说人是怎么解放出来的,所以,中西方哲学里关注人是共通的。对自然的摄影,我也曾经说过很多次,如果按照今天这个天气,你去爬黄山,在一个角度上你可以重复一幅作品。我是受西方的教育,但从感情上,我是带着一个中国人的感情,去消化、理解这个社会,所以拍出来的东西跟西方人不一样,跟中国人拍的也不一样。因为从70年代我到了中国,我看到的纪实摄影或者新闻摄影,他们是不关注普通人的,他们觉得我要当好的新闻记者,我得进入人民大会堂去拍领导人,通过这个他觉得才能建立自己摄影的权威性,这是很怪异的。
但我的作品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要去了解一个社会,肯定要遇到各色各样的人。从普通人身上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本身会帮助一个人去思考问题:中国人的行为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对情感是怎么表达的?中国人是怎么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慢慢地,你会把这种观察和知识内在化,进入了你的思想。当你再去观察的时候,你便会对更多的东西感兴趣。如果你能对社会上各个层次的人都感兴趣的话,我相信你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以这个眼光探讨我的摄影的线多年来,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的人的衣着、表情、肢体语言里,它已经告诉你时代的变迁了。你可以用文字来表现精神面貌,但图片更直接。
澎湃新闻:作为《时代周刊》和《》的摄影记者,您当时每天的日常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它与当下摄影记者的状态有什么不同?
刘香成:有些不同,但没有根本区别。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做新闻工作,如果对人文内涵,人在想什么、在说什么不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要做记者工作。所以,我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交很多朋友。人家在说话,我是听得很清很细的,因为他总会表达几件事情,一是表达事情本身,在哪个省,哪个市有这么一件事情。第二,在仔细去听他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那件事情的画面到底是怎样的?预先在脑海里想象一幅画面(its like pre-imaging)。我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什么?事情本身的发展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反映出怎样的影响? 预先的画面有没有意思?人家看了有没有反应?一系列的这种人与人的交往,是一个采访的工具。就是这么简单。
40多年来,也好,组稿的编辑也好,从没有给我打电话说,刘,你应该去做这个。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人没有足够的独立思想能力,他永远也不会把你特派到国外去当通讯员,因为你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特派员的性质与普通记者,从独立思考这个层面来说,是有相当差距的。如果你在上海当记者,在北京当记者,你回到报社媒体,会有副总编辑开会讨论威客电竞官方网站,要做什么做什么,对吧?你一个人去印度,谁跟你去讨论做什么?所以,你要开发自己跟人家打交道的资源。印度人会告诉你什么或者不告诉你什么,一大堆事情里面,你得自己去判断自己感兴趣或是不感兴趣的准则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中国教新闻是怎么教的?在美国一些很好的人文教育大学,教授都会给你一个阅读清单,叫你去读这些书,读完书的时候他知道你可能会去问一些问题,他帮助你解读文字后面的出发点,帮你去分析。这套东西,是我怎么工作的方式。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有一天看到报纸上豆腐干那么小的报道说,中国最穷的地方是贵州六盘水。这次展览里面就有我拍的六盘水的孩子。最富有的地方是温州,我就跑到温州去。一个最穷和一个最富的小城市你才可以做一个比较。因为你去看北京和上海就难以比较,你要有这种独立的见解与判断去分析。这决定了我是我,我做什么?我不做什么。只是埋头苦干去做而不选择的话,那你一辈子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们不是机器。选择什么是很重要的。
回到这个线年代就有很多人告诉我,刘,在中国,这个不能拍,那个不能拍。那你说我这40年是怎么过来的?如果按照他们说的话,什么都不要拍,但确确实实我在中国有拍不完的话题,是吧?你看在媒体的朋友,许多还在重复着40年前的话,而且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选择,对吧?你也当记者,我也当记者,你有相机,我也有。为什么你就找不到要拍的东西?
美国时装设计师罗伊·侯斯顿和他的模特在长城上游览。北京,1980年威客电竞官方网站。©刘香成
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于他的马克西姆餐厅的开业仪式。北京,1983年。©刘香成
马克西姆餐厅在1893年创建于巴黎。该餐厅为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重新设计,并逐步获得世界上最受欢迎和最时尚的餐厅之一的声誉。1983年,马克西姆餐厅选择北京作为第一家国际分店的所在地,反响极为热烈。餐厅位于崇文门饭店的二楼,装修材料从意大利和法国进口,并从日本特邀工匠进行装饰。最初这家餐厅对当地人来说价格昂贵,直到1993年,中国国民已经成为餐厅的主流客户。
澎湃新闻:说到这个,会有人说,刘香成有着多重的身份,所以他的成功源自身份的混合。您怎么看?
刘香成:你看我在拍小孩子读书,你也看过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所有官员在读文件的照片。我上到人民大会堂二楼,在场同时有很多摄影记者,也有熟悉的人,但很多人看到一个画面是没有反应的。这个跟身份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独立思考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澎湃新闻:您提及了多次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似乎对此也有一些看法,甚至是意见。我记得在之前与您聊天时,您说自己很不习惯中国文化里的一些思考方式。
刘香成:看法,确切来说是兴趣。中国的文化它是在不停调整的。遇到一件事情,我受的教育会让我很自然而然地去问:细节到底是什么?我不喜欢把一件事情概括思考。因为概括的事情它不形成一个独立的画面,这是最可怕的。为什么记者工作这么有意思?因为记者不能不到现场,不见到人,来开始你的工作。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猜一猜、想一想就开始写文章。所以,如果别人问我概括性的问题,我就很难应付,因为我的思考逻辑不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很多搞摄影的人回顾自己的一生摄影的时候,会有遗憾,有些遗憾来自时代,有些来自其他方面,在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遗憾吗,如果有的话。
刘香成: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摄影技术不怎么样,如果我的技术更好一点,我可能拍得更好,我对相机不感兴趣。我这不是假谦虚。许多画家不是学院派的,许多摄影师也不是学这个出身的。布列松说他学艺术出身,马克·吕布是一个工程师,这些都是客观的,很多摄影师都是自学成才,但不是每个摄影师都是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
刘香成:某一种方面来说既是又不是。我觉得如果能够从技术上解放出来的话,我能花更多时间思考和观察。给你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我出门时,相机里都是一卷36张胶卷,我会带两三部相机,每次回来,每个相机里我都会留10张8张没有曝光,因为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很不愿意看到事情在发生时因为胶卷没了你在换胶卷。所以,我们很在乎每一张拍的是什么。今天,你把一张储存卡摆进去,你就可以拍700张了。但我们只能拍36张。
这倒不是胶卷多贵的问题,而是我已经锻炼了“思考每个画面、等待每个画面”的能力。所以,对于过去来说,今天的摄影技术是进步了,但是它又让你仔细观察和慢慢思考的能力退化了 (disable your ability to observe and think slowly carefully)。你去看很多当年战争的图片,当时的图片跟现在图片差距在哪里?现在的图片,俄乌战争拍出来的画面都是曝光完美、构图完美的,但却没什么感情。像当年的西班牙内战(卡帕)的照片,甚至都没有对上焦。有些人觉得这是老话题了,但老话题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一张照片跟一张画一样,最深层的交流是能够跟观众和读者有一个情感的连接,一张完美的构图照片传达的不是情感,而是技术上的完美。
刘香成:我的意思不是说要回到过去的胶卷时代,现在人可能会按几张再慢慢去想,但其实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乱按的习惯了。可思想不能,思想不能不经过修整(uncultivate thought),uncultivate怎么翻译,我得想想威客电竞官方网站。
女演员琼·柯林斯与艺术家安迪 · 沃霍尔聊天,同时拿着一张沃霍尔为她创作的肖像快照。洛杉矶,1985年。©刘香成
秘鲁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于今日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展“私视角”开幕式上的观众。北京,2012年。©刘香成
澎湃新闻:说到科技,近期AI影像是一个很流行的话题,你对新科技怎么看?它对于摄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香成:我对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这种科技的东西我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了。但我有个理念是:只要人活着你会不断地讲故事。你用AI去讲故事,它的真实性是什么?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著名策展人)昨天开玩笑,她说用ChatGPT写个策展文章,看看能写出什么,她把名字输进去,发现出来的东西有真有假,什么都有。之前索尼摄影比赛颁奖,那个人自己跳出来说别给我这个奖,我是用AI做的。
什么东西都是物极必反,AI把图像拍得如此完美的时候,你便在淡化(trivialize)影像的力量,但如此,那些原汁原味的照片,如果拍得好的话不是更有价值吗?我觉得,你每年去看摄影展览,出的摄影书,不见得像如今图像数量那样翻了好多倍,相反,出版社要出一本画册是越来越难,选择越来越严格。
刘香成:我一直对“一带一路”很感兴趣,但拍的不是大家想象里的中国基础建设,而是“一带一路”的人文。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也不知道我剩下的精力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客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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